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韩国方面时常传来一些杂音。《中央日报》网络版去年12月27日刊登文章“无礼的中国外交”，就中国驻韩大使宁赋魁12月21日拜会当选总统李明博并邀请他就职前派特使访问中国一事发表评论，称 “这会让人想起向中国统一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朝鲜王朝的样子。"

    由于在韩国生活过较长时间，笔者对这种议论已不觉得奇怪和新鲜了。当年韩国人就怪上一任中国驻韩国大使太年轻，年仅四十几岁，让他们想起了袁世凯27岁时即担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督”。一个月前，笔者第十次赴韩参加会议，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韩文版译者、资深的李研究员竟然在研讨会上说“中国要吞并朝鲜”。我反问他何出此言；同是此书中文版译者，为何我批判此书逻辑而他竟成此书观点的俘虏。学者的逻辑如此，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笔者的一位韩国朋友是中国通，他曾这样说，2006年的中非论坛期间，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其情形就让他想起了大唐盛世时中国皇帝接见各国朝贡使团的历史场景，而此时中国荧屏正热播《贞观长歌》！

    沉浸在复兴、崛起之中的国人，大概奇怪韩国人为何如此不可理喻？由于历史和领土纠葛，中韩两国民间存在广泛的不信任，主要来自韩国方面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因为中国毕竟在历史上对亚洲有着决定性影响，现在又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并已经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

    其实，不只是韩国，蒙古、东盟、印度等中国周边邻居对中国多有担忧，比如蒙古有人称美国为“第三邻国”；新加坡有人担心成为中国的“飞地”；印度有人仍然难以摆脱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阴影，认定中国今天的一举一动，皆有冲着印度的可能……

    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使周边国家以避免最坏而非追求最好的心态，拉着美国“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并对亚洲地区一体化多有顾虑

    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源自周边国家人民按照现代人的认识和需要来解读历史。比如韩国许多博物馆将一些历史上的朝鲜国王翻译成为朝鲜皇帝，因此片面的历史记忆塑造出的民族悲情，导致了对中国的偏见。一些人说，中国在历史上侵略周边国家，其实是以现代西方主权国家逻辑来解释古代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将主权平等观念生搬硬套到他们祖先头上。

    从现实层面说，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折射出中国周边邻国的小国情结和弱者心态。比如，在东南亚地区，流行着“人为大象、我为草地”的比喻：将中美比作两只大象，不管它们嬉戏还是打架，草地都要遭殃。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韩国的民主优越感在下降，倡导“价值观外交”正折射出某种挫折感。

    从未来层面说，周边国家往往采取“对冲”策略来应对中国崛起。所谓“对冲”，其实就是要借助“第三种”力量来制约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海上霸权与陆上霸权对抗逻辑，韩国人在龙（中国）与鹰（美国）之间抉择的心态，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都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于是拉着美国来“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

    中国周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根本原因在于原本和谐的存在，被错乱的时空逻辑给割裂开来，即周边邻国人民按照现代的西方国际体系观来解释历史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以悲情诉求唤醒国内的民族主义，以避免最坏而非追求最好的心态对冲未来的风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多有顾虑。

    用分裂的西方世界观来理解东方，是亚洲至今纷争，追求“你的”和“我的”等等认识歧见的根源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与全球化的磨合，即现实的矛盾，因此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韩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则提醒我们，更应注重中国崛起的时间逻辑。

    这一时间逻辑说的是，中国崛起，是参与国际体系的结果，将来不会、也不能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但中国崛起客观上将打破“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国际政治逻辑，倡导以亚洲观点看亚洲。当然，这绝不是什么亚洲版的门罗主义，而是还原世界多元、自在状态的客观事实。

    正如法律与道德同为调节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中国崛起不仅要注重现有的国际法、国际体系，更要注重历史传统。比如，南海问题，国际海洋法解决问题不尽合理，南海也不能回到过去那样中国盛世时的传统。将来必然要在现实和亚洲未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平衡，既追求中国与有关国家领海关系的合法性，又兼顾合理性。

    中国与周边关系的麻烦，归根结底，是两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对立。传统亚洲体系思维是从血缘、感性基础上以家的视角外延至国际；西方世界观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平等观、主权观，定位在人口、领土、政府、主权为单元组成的民族国家间。

    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上形成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悲剧。用分裂的西方世界观来理解东方，是亚洲至今纷争，追求“你的”和“我的”，纠缠于现代和古代的正统性继承问题等等认识歧见的根源。今后，亚洲共同体观念的确立和亚洲的真正和平繁荣必将建立在新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基础上，同时走出后西方殖民体系和观念的阴影和大中华的历史阴影，使亚洲成为亚洲，使现今亚洲人成为他们自己。这绝不是古代亚洲秩序和观念的再现，而是建立在当今权力、制度与观念分配基础上的超越古代和现代、超越中国和西方的全新秩序，这将是现代与古代间的妥协、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此之前，我们要避免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霸权观，比如以民主政体歧视对方，或者以文化优越感歧视对方，避免想当然和不尊重对方的单边主义想法和举措。

    鉴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存在着传统东方概念与现代西方观念的冲撞，我们就应该注重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意义，即中国崛起将推动亚洲的整体崛起；只有亚洲整体的崛起才能打破西方后殖民体系的影响及古代与现代的霸权意识，使亚洲真正走向自立。（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记者的采访，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硕士保姆”只不过硕士课余兼职，在保姆市场“跑跑龙套”而已，而被“重点宣传”的“海归硕士保姆”更只是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海带（待）”临时去家政公司扮演一种“友情客串”的角色。

    把硕士和保姆这两种反差巨大的社会角色捆绑在一起，无疑可以制造出一个良好的噱头，吸引足够的眼球，让自己的公司在媒体的报道和群众的热评中实现知名度的巨大提升，给公司做免费的广告。该公司独出心裁的把“龙套演员”或“友情客串”当成“领衔主演”来隆重推介，醉翁之意不在酒，无疑带有一种欺世盗名、哗众取宠的色彩。

    随着时代的进步，家政服务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硕士和保姆也不再是风马牛不相及。“硕士保姆”并非绝对不可以作为一个品牌来推荐，但要推荐就应该名至实归。“声东击西”的不诚信做法无疑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误导和欺骗，混淆视听，暴露了企业在经营道德上的缺陷。实际上，这种让保姆披上“硕士”的“外衣”的做法作用有限，毕竟绝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还是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而不是作为家庭生活中高学历装饰品的硕士。（作者:郭振栋）

"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不对!你们在干什么?"就这样傻乎乎.朦朦胧胧地说出了一天的第一句话.

 6.00AM我被拉下床.迷茫看着一切.接着就吃饭.上车...

我为什上车?这一点我似乎也不太清楚.

徐州是我妈妈的老家.也是江苏省的发达城市.                                                  我我和老妈坐的是乌鲁木齐--济南的火车.1-45PM到洛阳.晚点了一个小时.才上车0.

正赶上暑流.人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形容.

站着颠簸了三个小时后.有位去郑州的洛阳籍的老乡到郑州让了个位.我才有了半个屁股容的屁之地.

旅途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虽然不知是谁说的.觉得不错就记了下来.

是啊.让我先抛弃站着与坐着的痛苦.来听个歌吧.但理想与现实总有一定差距.MP3音量开到最大仍然听着如德文一般.这足以说明火车上的噪音有多大.

到砀山有个坐窗前的好位置.200万象素的手机派上用场.让我有了个好心情.

 徐州车站昏夜的铁道昏夜的铁道白杨树农田与树林夕阳西下纵横交错的铁道夕阳与铁道无限沿申

没有尽头铁轨具有金属质感石头与百杨飞速的车箱电线杆似乎与大自然融为一个整体

总是有人忧中间的是什么东东.小湖畔农田车箱农田桥农田农田

到了徐州.N个姑奶奶.M个姑爷爷.Z个姨.Y个舅舅.XSDHJO&KJHXGHJKF个......

我基本只有1234567瞎猜的份.

我终于拖着疲倦的身体SLEEP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好久不见.呵呵.中考终于BYE-BYE了.

对于这两个月来对于博客疏忽管理.实属抱歉.

在下面的两个月里.我将全力创造暑期博客.谨请期待.

20年前，中国大学学费每年只需200元左右，而如今已冲破5000元的大关。对这25倍的大幅度增涨,全国政协委员徐心华在谈及高校学费问题时拍案而起。这一拍，引起了教育部对高校学生人均培养成本的再次核算。教育部部长周济承诺：高校学费不会再度增长。 看到这条信息我不禁想问：如果没有这次两会的召开,如果两会没有谈及高校的学费问题,如果高额学费没有被代两会代表所痛斥,大学的学费是不是要一直高涨下去?大学的学费又凭什么一直高涨下去? 有一句话说，穷人最不敢去的地方有三个：最怕上医院，最怕上法庭，最怕上大学。或许，把学费，诉讼费，甚至是医疗费相提并论有点讽刺。但三者确实都一样无价可还，都是让人头疼的无底洞。有些学校为了攀比，盲目加大学校硬件设施的投入。这种风气，使高校的学费像得了瘟疫一样，高涨的沸沸扬扬。 5000元还只是一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1000，加上9个月的生活费4500元（保守估计每个月500元）。大学一年至少要花10500元，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读完一个普通的本科至少要用42000元。而据了解，一对贫困的农村夫妇每个月的纯收入最多也就500元，一年的总收入不会高于6000元。那么42000元是什么概念？这42000元就意味着他们要省吃简用7个年头。 中国的大部分穷人都知道自己穷在哪里。穷在没知识，穷在没文化！所以，凡是子女能读进书的。做父母的都会砸锅卖铁地供子女上学。省吃俭用不够，就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甚至有的父母为了每月能按时给子女寄生活费而每月偷偷跑去卖血。 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咬咬牙，四年之后，便是云开见月明之时！ 然而，时值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抬头望天空，天空像蓝丝绒一样美丽。而看看涌动在人才市场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却是一脸的阴霾。用人单位收到应届生的简历只斜一眼就随手放在一边。浩浩荡荡的应聘队伍只被“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等一语带过。某一用人单位甚至表示：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光缺少实际的动手能力。有些甚至连最基本的理论常识都一问三摇头。这样的员工招进去至少要重新培养一年才能为公司带来实质上的效益。 由此自然而然地，深圳出现了一批“零工资”的求职者。广州，厦门等地也出现了如此“怪现象”。某些应届毕业生为了求得一年两年在大公司的工作经验。而把要求降低为“只要管食宿，薪水可为零”的境地。如此委曲求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也是应届毕业生变被动为主动的积极争取。 裴博先生说，成功不靠大学。八、九成的创业人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而那些拥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顶多只是打工罢了。 这种说法可能有点极端。但我们仔细想想，有多少人可以清清楚楚，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大学四年里到底学到了什么。 英语联盟的CEO李勇说：我一个中专生两个月时间就学会了用英语做外贸。而上次两个来我公司应聘的应届毕业生学了四年本科的商贸英语，居然连元音字母和元音音标的概念都分不清楚。更别说用英语自由地与人交流了！ 这就是我国盛产的应届毕业生！工厂里生产的一件次品尚且可以返回原厂再加工。而我们这一批又一批被用人单位检验出来的不合格大学生，由谁负责？谁来负责？只好由“不合格”的大学生自己以“零工资”的代价自己对自己负责！ 那么大学，你到底又值多少钱呢？

   姜文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目前人均耕地资源不足1.4亩，中国有1亿只宠物狗，全国每年消费狗粮60亿公斤，折合需要耕地1935万亩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每年用于宠物狗的直接消费水量达到500万立方米，相当于北京72万户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水量，相当于两个半昆明湖水量

    出售野生鸟与死亡鸟的比例是1：20，也就是说北京饲养的20万只鸟是以牺牲掉自然界中400万只野生鸟为代价的

 5月1日，在北京月坛派出所内，工作人员给宠物狗植入电子微芯片。新华社发(李芳宇 摄)

    目前，饲养宠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饲养的种类包括狗、猫、猪、兔、鱼、鸭、鹅、鸟、乌龟等等，种类繁多。宠物热的兴起与经济发展水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动物态度等有密切关系。宠物热带动了“宠物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宠物热的兴起有众多的原因：首先，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人的压力加大，将养宠物作为排解压力的重要渠道；其次，老人生活寂寞，不能得到忙于工作的子女的照顾，将宠物作为一种寄托；第三，随着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一些富裕阶层将名宠物作为身份的象征，刺激了宠物升值。

    目前，我国宠物数量增长速度迅猛，据估计，中国仅宠物狗数量已达1亿只，潜在的宠物市场价值高达150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中国宠物狗数量将增至1.5亿只，宠物产业销售额预计400亿元人民币。北京市公安局注册的宠物犬数量达到了53.4万只（截至到 2006年7月）,实际上，目前北京市宠物狗的总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北京市小动物协会的统计），北京每年为宠物花费12亿元人民币。

    值得关注的是，宠物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推动“宠物经济”迅速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宠物与人争地，给耕地增添了新的压力

    宠物要吃饭，势必与人“争粮争地”。我国宠物每年消耗粮食究竟有多少，需要多少耕地生产这些粮食，目前尚未见到权威的统计数字或者研究报告。作者对此进行了粗略估算。以宠物狗为例，按每只狗平均消费狗粮5公斤/月计算，一只狗年消费狗粮60公斤。北京宠物狗数量按100万只计算，年消费狗粮达到6000万公斤，按照我国2005年粮食单产310公斤/亩水平，需要耕地19万亩。中国有1亿只宠物狗，全国每年消费狗粮60亿公斤，折合需要耕地1935万亩。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目前人均耕地资源不足1.4亩，而且耕地以400万亩/年速度下降，我国播种面积的增速和绝对量已经持续4年下降，粮食播种面积的潜力也已不大。宠物的增加无疑为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增加了开发耕地的压力，为环境保护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宠物与人争水，加剧水资源供需的矛盾

    宠物与人争水，表现为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间接争水，主要是宠物食物生产需要水资源支撑，无论是宠物粮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都要消耗水资源。直接争水，主要是宠物直接消耗水资源，如饮用、冲洗（洗澡、粪便清理）等等。以宠物狗为例，水约占成年狗体重的60%左右，为了维护狗的健康，每天需补充150毫升水量，按此进行推算，每只狗一个月饮水量为4500毫升，一年耗水量为54000毫升（0.054 吨）。冲洗是养犬直接消耗水量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缺乏详细的狗冲洗统计资料，只能进行粗略地估计。如果每次给狗洗澡50升水量计算（实际上高于此值），每月洗8次（周2次，实际上，宠物狗每次在草坪等地玩耍回来，都要进行洗澡），年洗澡用水量为4800升（约5立方米）。按此比例进行推算，中国宠物狗每年因洗澡消耗的水量为5亿立方米。北京每年用于宠物狗的直接消费水量达到500万立方米，相当于北京72万户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用水量，如果按昆明湖水量200万立方米计算，相当于两个半昆明湖水量。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宠物的增加刺激了水资源需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饲养野生宠物，破坏环境

    一些野生宠物饲养者的需求，刺激了野生动物捕捉的加剧，从而影响到生态环境。据《人民日报》报道，出售鸟与死亡鸟的比例是1：20，也就是说在被捕捉的20只鸟中，只有一只能够存活到出售，按此比例进行推算，北京饲养的20万只鸟是以牺牲掉自然界中400万只野生鸟为代价的。鸟对环境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如一对百灵鸟一年大概要吃掉4万只左右的昆虫，特别是蝗虫。而鸟护林，林涵水，水养人，人爱鸟，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饲养野生鸟，便打破了这个良性循环，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植被遭到破坏、加剧水土流失、引发新的恶性循环等等。

    宠物粪便污染环境

一条佩戴“随身洁便器”的宠物犬。 新华社发(王建康 摄)

    目前，宠物上街或者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特别是有些宠物主人缺乏公德心，对宠物粪便不清理，导致环境受到污染。以宠物狗为例，狗有在树根、电线杆上撒尿的习惯，如果对其不加以控制，这些地方便成了狗的厕所，不仅散发难闻的气味，而且影响植被的生长。另外，宠物在草坪上嬉闹，践踏草坪，对草坪的维护和生长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宠物尸体处理，埋藏传播疾病的隐患

一只小狗，一场葬礼，两千块钱。 (资料图片 陆乙鑫/图)

    宠物都会生老病死，如何处理宠物尸体也是宠物主人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目前，宠物尸体的处理办法有如下途径：其一埋葬，主人通常选择在小区或者公园偷偷埋葬；其二将宠物尸体作为垃圾丢弃，一些清洁工人便常常在垃圾桶中发现宠物的尸体；第三，火化，将骨灰保留下来。目前由于没有专门的宠物火化机构,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很少；第四，将尸体制作成标本，摆放在适当位置留念，由于标本处理费用昂贵，也极少有人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宠物尸体被埋葬后，一些病原体会自然死亡，但有些病原体可以在尸体的骨髓中存活一年，而其中的芽孢菌类可以在土壤中存活数年。因此，宠物尸体处理不当，容易污染环境、传播病菌，对人的健康构成危害。

    综上所述，饲养宠物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与环境保护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应该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规范宠物饲养，适当地控制宠物的数量和调整结构，缓解因宠物饲养给环境保护带来的新压力。构建宠物与环境和谐的体系，不仅是宠物饲养者应尽的责任，也是一项义务。笔者建议，应从我国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环境压力大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少养宠物，多为环境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 (姜文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卫生部的数据告诉我们：门诊病人的人均医疗费用2001年为93.6元，但到2006年就涨至128.7元，涨幅为37.5%；住院病人的人均医疗费用2001年为3245.5元，2006年就涨至4668.9元，涨幅为43.9%（不知为什么在报道中没有提及这个更大的涨幅）。六年来，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每年的增长幅度基本都在7%至9%。

    更令人意外的数据是，在医疗费用上涨的同时，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2006年，在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中，药费为65元，占50.5%；在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中，药费为1922.0元，占42.7%。这样的趋势对于试图以控制药价的方式，达到解决看病贵现象的努力，不啻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正说着医疗费用的事，恰好又有另一则报道可与其相互印证，从5月15日起，国家发改委又将对260种西药进行限价。记者告诉我们：“据悉，这260种药品降价后，所有1500种国家定价药品价格已全部调整到位。”最有意思的是记者的评述：“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发改委药品‘大降价’时代的终结，今后国家对药品价格的管理将由集中大规模降价转变为定期微调。”“事实上，在‘药价频频降，百姓没感觉’的同时，政府部门已经正视这一问题：光靠降药价解决不了‘看病贵’的难题”。看起来，有关部门费了半天劲也有点泄气。

    现在看来，医疗卫生这潭水可是够深的。原先，国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医疗费用高，是因为药价高；药价高是因为医院自己卖药，而且可上浮30%；因此，只要把医药分开，而且从源头把整个药价降下来，“看病贵”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没想到，综合各种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却是：药费并非医疗费用上涨的决定因素———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药品费用只占医疗费用的42%至51%。在这个令人颇为沮丧的结论背后，掩藏着的是医改所面临的更大的难题。

    公共管理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下，市场失灵时，可以找政府；政府失灵时，可以找市场。现在有人主张还是要靠市场，但是，一则世界并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市场解决了医疗卫生问题的。有点接近的是美国，可人家还是对老人和穷人有个特别的制度安排。同时，美国的医疗制度是被世人所诟病的，如今美国的“医改”业已成为民主党想在竞选中胜出的一张王牌。二则，在中国，“市场”等于涨价，有人说这不是市场的错，我们应该等待一个“好市场”的到来，那么，“坏市场”什么时候才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让“好市场”出来登台亮相呢？

    恐怕我们还是要靠政府，但迟迟不见出台的“医改”方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希望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4月22日完成预定议程，顺利结束。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各界人士围绕“亚洲制胜全球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其中，盖茨的“财富观”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同时也给我们许多启迪。     比尔·盖茨是ＩＴ时代的英雄、企业巨头、世界首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慈善家之一。此次来中国，不管是到北京后高调参观医疗机构，还是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中大谈教育和扶贫，他都明确地告诉人们，他的注意力正转向把巨大的个人财富用于帮助他人。据悉，盖茨建立的慈善基金会资金规模已超过600亿美元，而留给子女的创业基金不过百万美元。“努力地挣钱，努力地省钱，努力地捐钱”，基本概括了盖茨的“财富观”。     在如何处置个人财富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盖茨的“财富观”无疑是我们国内企业的一面镜子。因为，在支持国内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我们的一些企业做得还远远不够。     有资料显示，我国有1000万个正式注册的国内企业,其中99%的企业不对社会进行慈善捐赠。有的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慈善捐助只是股东或职员个人的事，决非企业所应承担。有的称，如果一定要评点公司的社会责任，首先是经济责任，其次是法律责任，再次是道德责任，最后才是慈善责任。总之，在这些企业看来，发展慈善事业不是它们的主要社会责任。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所认为的，对于企业来说，慈善投资的含义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通过慈善投资、互利互助的方式，使得公司慈善产生了一种影响、激活或抑制资源分配的导向力量，这种力量对于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公司慈善本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致力于慈善事业，那么在发展慈善事业的同时，也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达到一种“双赢”的最优状态。     慈善是一种爱心，是人性和谐的一道美景。企业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不忘向社会捐赠财富，积极发展慈善事业，这既是企业的职责所在，更是企业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真正体现

    在谈到大学生应聘搓澡工、当修鞋匠时，人们总是绕不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人才浪费？拘泥于一件事单纯的论说很难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下面先给诸位举几个例子。

    深刻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大思想家卢梭年少时便表现出了不俗的思辨力，但他起初只是一个小佣人；创作了家电帝国的松下幸之助年轻时当作自行车店的学徒；1992年从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冯军刚开始修过电脑，但现在他是华旗咨询的老总……起点的工作并没有让他们的才能浪费掉，起点的工作也没能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累赘，最后他们在不通领域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冯军等人的成功说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仅仅以起点的工作来衡量人才是否浪费是武断的，判断人才是否浪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简单下结论。也许起初的工作确实让他大材小用了，但只要不是长期如此，都不能轻易说人才被浪费了。当然，如果人才的才能长期得不到发挥，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应该深刻反思了。     

    现在有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大企业、政府机关，但这并不能说就是人尽其才了，人才得到充分利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不适合在这些单位的工作，只不过这些单位较好的待遇吸引了他们。也有一些大学生到农村支教，甚至当起了修鞋匠，但这也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学白上了，才华被浪费了，说不定他们在这些领域也能开拓出一片天地。一言以蔽之，时间是考验他们才能是否得以发挥的最好试剂。     

    现在社会热议大学生当搓澡工、修鞋匠是否是人才浪费，我觉得和人们旧有的思维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国家对大学生实行分配管理时，不管大学生的才能如何，哪怕是庸才，基本上也是分到所谓的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大学生当搓澡工了，在主观上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另外，这整个社会的浮躁也有关，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喜欢只看眼前，缺乏长远的观察和思考。热议大学生是否才能浪费，反映出来的，恰恰是大学生之外的许多问题

    两个月之后，495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就要走出校门，“如火如荼”的应聘求职，已入“收官”阶段。记者在成都采访时，发现大学生求职向“钱”看的情况“严重”。为此有教授呼吁：“为 了高收入而放弃自己兴趣和专业的做法并不可取。”（新华社4月25日报道）

    求职到底该不该向钱看？按“大是大非”说，简直像“公理”一样答案明确。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确有诸多无奈。再思量还会有疑问，二者间矛盾吗？无解的话题，才有讨论兴趣。

    有这样一个未经求证的故事。据说，有人就“毕业后，先干自己喜欢的事，还是先挣钱再干自己喜欢的事”，各对100名哈佛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结果前者有98人最终成了百万富翁，而后者只有2人。

    也还有一个“务实”的故事。荣获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小麦专家李振声，出生贫家，当父母兄长无力供他上学的时候，走在街上“找营生”的他，被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启事中“提供食宿”四个字所吸引，从此种小麦种出了“一世英名”。

    二者矛盾吗？古训有云：“行行出状元。”在笔者看来，初始选择当然重要，但更具决定性的还是从业以后的态度。文人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老百姓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的都是成功没有捷径，来不得急功近利。据说有人问一位“天才”有何秘诀？“天才”想了一下说：“十年专注一事。”再看我们周围的成功人士，要想在一个领域得心应手，无不经历了漫漫求索过程。对他们来说，十年可能还太早。即便是一夜成名的“超女”，她们和亲友团也无不泪水涟涟地说，练了等了“太”久。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对于在如此自由的天空下成长，个个心气如此高远的当代大学生们，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委屈自己做他们极端厌恶的事。剩下的，最好的忠告也许就是：既然选择了，“请别轻言放弃”。

    “立委”作秀作过头

    据报道，１８日１５时，罗斯福路派出所接获台大校警室报案，在３分钟内赶赴校园。校警说：“里头有两名男子拿冲锋枪，在农学院挟持３名学生。”员警全副武装，连罕用的瑞士制ＳＩＧ狙击枪也上阵。不料，大批人马到了现场，看到的却是李、林两“立委”和电子媒体的卫星转播车。

    对此，基层员警反弹强烈，指他们这种作秀已严重干扰勤务执行。“警察好像是‘狼来了’故事中被耍的村民。”

    学生们更是义愤填膺，指责台湾的“立委”实在太猖狂了，作秀作过头，“演习轮不到他们来发动”。

    苏贞昌震怒要严查

    “行政院长”苏贞昌前脚刚对“校园安全”发表谈话，后脚两位同党“立委”就跑去大闹校园。苏贞昌得知消息大为震怒，要求查办相关失职人员。

    １９日上午，“行政院”发言人陈美伶说，“我们深深不以为然，并予以谴责。”陈美伶表示，此举可能涉及刑法第１７１条诬告罪，可处１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３００元以下罚金。“行政院”同时表示要查办“教育部”相关违失人员。“行政院”也认为警方演习应有规划与准备，这种粗糙行为，方法与手段均欠缺正当性，“警政署”要研议如何杜绝此种情形发生。

　　“导演”推卸责任

    面对质疑，李镇楠辩称，他出自内心与爱心，却挨媒体闷棍，以后还有谁敢做事？此外，针对有民进党籍“立委”要求他出面道歉，李镇楠说，“有人自己不做，嫉妒别人做”。林国庆喊冤说自己是受李镇楠之邀前往。

    但是岛内媒体并不同情这两个“绿委”。有媒体讽刺说，什么东西到了台湾都会变质，美国校园枪击血案震惊全球，没想到这个悲剧竟然可以成为台湾两位“绿委”开玩笑式作秀的机会。（特约记者　邰文欣）

    目前，与事故有关的死者家属抚恤、事故原因调查等各项工作都在进行中。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在这样一起涉及普通国民重大死伤的事件中，我们的国家、政府和社会，是否还应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抚慰和缅怀———比如国旗降半旗志哀———以体现生命于社会的价值和人民于国家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说明以降旗为普通国民志哀这种体现“生命至上”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已经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这实际也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民主发展的必然。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极少看见国家或地方为普通身份的罹难者降半旗志哀。在公众的印象里，似乎我们国家对于死亡的态度，更注重逝者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比如大家能说得出的寥寥几次“降半旗志哀”，基本都发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惟一例外的似乎只有中国驻南使馆遭轰炸，三名殉职的中国记者获得了这种珍贵的哀荣。实际上，国旗法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后，我国先后发生过1998年夏季特大洪灾死亡人数过三千，2003年开县井喷导致243人死亡，2005年沙兰镇中心小学被洪水泥石流淹没，117名师生(其中未成年人105名)丧生等多起“不幸事件”和“重大伤亡”。但是，尽管民间舆论热烈，这些事件都没有“享受”到降半旗的“待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虽是人口大国但缺乏生命教育的现实。

    我们经常看到，类似弗吉尼亚枪击案、德国列车出轨、韩国地铁纵火案和俄罗斯空难等天灾人祸发生后，不同国家都采取了相同的表达悲伤、同情和人道主义的方式———宣布全地区或全国降旗志哀。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坦率说，才刚刚觉醒。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已经熄灭十几年了，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刻意淡漠和遗忘，人民的哀伤与批判至今仍未停息，反而在去年年底掀起一场网络祭奠和反省的高潮。同样，在当前许多不幸事件和灾难发生后，有关部门、领导也总是试图尽快平息舆论，淡化社会影响，希望人们越不“注意”这些悲剧越好。

    说到底，“国旗是否为普通国民而降”是一个细节问题。但这个细节绝不仅仅事关感情。国民对国家、政府的认同感，并不简单是尽义务、享服务的关系，还包括对一个国家及其政府在道德伦理和价值追求上的认可。在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今天，国旗为灾难中死去民众降半旗不仅能表达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还能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彰显我们政治文明的高度。

    也许有人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事故频发，说句不太严肃的话，“如果死几个人就降旗，那国旗大概都降不过来”。这话貌似在理，但其实非常冷血，缺乏责任感。试问，我们有多少“事故”不是在这种对生命，特别是对普通国民和弱势群体生命的轻慢中发生的？我们有多少次以数字统计取代了人性创伤，把抚恤善后看成是所有悲剧的终结？有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视灾难习以为常的态度。如果我们在大灾中接连降几次国旗，除了志哀亡者外，是否也会让各级官员增加些履行职责、减少灾难的责任和压力？（刘采萍）

    此前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但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

    消费出口拉起“加速度”创最长繁荣期

    一季度经济出现多年没有的快速增长局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投资增速回落的同时，消费和出口较快增长，不仅弥补了投资增速减缓对经济增速的下拉，而且还多出了一部分需求，拉动速度加快。

    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达１４.９％，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２.１个百分点；对外贸易顺差达４６４亿元，同比接近翻番。

    “投资增幅下来了，消费增幅上去了，经济的协调性比过去有所改善。”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蔡志洲研究员评论说。

    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延续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长繁荣期。“以往经济繁荣期的持续时间最长只有３年，本轮繁荣到去年已经５年，目前仍在延续繁荣的惯性和趋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

    “经济增速加快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李晓超说，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供给较为充裕，需求又较旺盛，两种力量的结合往往使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对经济增长起到强烈的推动作用。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借助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也成为重要特点。

    “财富效应显著。”陈东琪指出，此轮经济增长中，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均保持快速增长，百姓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繁荣而真实提高。

    通胀压力渐显风险日益积累

    持续数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微妙变化。３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ＣＰＩ）突破３％警戒线，达到３．３％，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形势的发布会上，记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就此发问。

    “当前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李晓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今后还存在继续上涨的压力，因为粮食生产易受气候影响，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会带动水、天然气等服务项目价格上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涨幅较大，有向国内传导的压力。

    蔡志洲分析说，去年底粮油价格上涨，目前势头基本稳住，但现在的价格与去年同期低位徘徊的价格比较，涨幅就显得比较高，这有翘尾因素，一季度２．７％的涨幅仍在可控范围内。

    蔡志洲同时指出，过去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很大一部分被生产者消化掉了；现在消费需求加快，百姓工资收入增加，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起来了。如果这两种通膨压力结合，会对物价形势产生很大影响，对此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

    “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以超常速度创造了国民财富，也积累了日益增大的系统性风险。”陈东琪认为，国民经济已进入“敏感区域”。

    从国际收支平衡来看，经济增长的内外天平进一步向外需倾斜；在流动性方面，问题仍在发展，狭义货币Ｍ１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７．１个百分点；从经济结构看，工业、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攀升，经济结构越来越“重”；从节能减排看，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产量增幅甚至达到５０％以上，形势更加严峻。

    宏观调控政策稳中微调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运行如同开车，车速高了可以更快抵达目的地，可一旦过快，又很容易翻车。如今，中国经济快车几乎逼近限速标准前行，如何把握好方向盘、如何点油门和刹车，确实要慎之又慎。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采取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综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增强稳健意识，加速和减速都应当平稳，保持增长的持续性。”陈东琪认为，今明两年，宏观调控应当更加重视稳定，政策取向不要有大的变化，具体措施安排也要更加讲究策略和技巧，既要控制扩张趋势，又要防止刹车过猛。

    李晓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注意不要采取力度过大的调控措施，而是微量、小步、频调，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在经济处于由偏快可能转向过热的过程中，有关宏观调控部门正密切关注未来经济运行的变化，将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把遏制高耗能产品过快增长，作为当前以至全年宏观调控的重点。继续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在节能、环保等方面制定和执行更加严格的条件。抓紧缓解流动性过剩矛盾。有效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合理把握价格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价格上涨和出台调整价格措施对低收入群众生活的影响。

    人们在悲痛同情之余，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又是美国，又是在校园？其实，这并不出人意料，既不是第一起，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起。其缘由主要有二：

    首先，美国第二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人民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所以，在美国，出售与购买枪支都是合法的。因此，美国众多的普通家庭中都拥有枪支。据司法部统计，在美国的３亿人口中，民间藏枪高达两亿多支。报道说，这位行凶学生的两支短枪中的一支，即是今年３月份以合法手续购买的。为什么在枪击杀人案屡发不止之后，美国仍不修宪禁枪呢？在每次枪击案发后，都会引发一场是否应该禁枪的全国性大辩论，但到头来，禁枪的提案在国会还是无法通过。这与美国来复枪协会势力强大有关。美国来复枪协会拥有近３００万会员，代表着军火商、枪械爱好者和狩猎者们的利益，他们有金钱也有选票，在国会与总统选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让一心想当选的大多数政客们不敢开罪。美国修宪需得到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通过，因此严格的禁枪法案就只能落得个胎死腹中的下场。枪支持有者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说什么“杀人的是人，并不是枪，枪是不会自动杀人的”。

    其次，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构成的，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一小部分人理智或性格不那么健全，遇事容易冲动，有时会铤而走险；更有极少数人精神不正常，不能自制。一旦他们有了武器，他人就将面临巨大危险。据统计，在所有枪击案件中，行凶者中近半数的人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因此限制人们拥有武器就为维护社会安全所必须。试想，如果这位行凶学生手中只有一把刀而不是两支枪，他还可能杀害那么多人吗？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自美国打响独立战争始，并在其后向西部征服与扩张的过程中，就培育起了一种崇尚武力的文化。从西部牛仔片中的独行侠到星球大战的高科技作战，美国的诸多影视作品中充斥着血腥的暴力场面与屠戮镜头。这就难免会在青少年的幼小心灵中播种下崇尚武力、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的种子。在１９９９年４月发生于科罗拉多高中校园的枪击案件中，两名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其所作所为，就是模仿影视作品而精心设计的。那场校园枪击案中，１２名学生和１位教师被杀。

    虽然此次凶手是一名韩裔学生，从小移民美国，但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橘生淮北则为枳”这句话。如果这位学生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其出生国，还会发生如此规模的人间悲剧么？

    近些日子，全世界都在哀悼，在悲痛，美国又将展开新一轮关于禁枪的辩论。

    但愿这３３个宝贵生命，能唤起美国政治家们的警醒与反思

●德国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日本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这让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

    ●目前国际舆论之所以在战争历史观上对日德两国评价迥异，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的对比

    编者按：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日本和德国态度截然不同。在敦促日本反省历史问题的同时，塑造了日德不同历史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围绕这一话题，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庚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李乐曾，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学者金嬴展开了讨论。

    内因外因同时作用

    李乐曾：比较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想到了在德国发生的“格拉斯事件”。京特·格拉斯是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直致力于鼓励德国人正视侵略历史，并因此享誉世界，被人们称为“德国的良知”。然而，去年他在一次采访中，竟然向媒体承认他在15岁时参加过党卫军冲锋队。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格拉斯表示，强大的羞愧感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他选择向德国人坦白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格拉斯的诚实和勇气可嘉，但不少德国人并没有因此原谅他。德国的重量级传媒人费斯特公开挖苦格拉斯，称“哪怕是他用过的老爷车，我也不会再买了”。从“格拉斯事件”中，不难看出，在德国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一旦和纳粹沾了边，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身败名裂的厄运。

    庚欣：与德国相比，日本社会还没有形成这种对历史反省的强大的社会氛围。今天日本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矛盾：客观上有关战争、军事的国家功能及社会功能多被解除，但在主观上，却未在精神上建立起与客观社会体制相适应的心理结构。这种社会矛盾的形成与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很大关系。冷战爆发后，为了将日本塑造成反共堡垒，美国压制反战的进步力量，不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彻底清算。可以说，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是今天日本少数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

    李乐曾：德国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内部因素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有着更明显的不同。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后，德国成为战胜国的盟友，在历史问题上德国面临的压力明显减弱。德国一些有识之士并未因此放弃或减弱了反省，反而开始推动加强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1958年的乌尔姆审判、1963年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使德国全国上下陷入了一次痛苦的自省和内心拷问。

    金嬴：两位都提到日德战争历史观的差异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我非常赞同。一味批评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进行认罪、忏悔和赔偿，其不足在于在因果关系中重视结果而轻视原因，因为日本和德国战中、战后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比较和评价两国的态度。但一味强调日德不可比，反倒凸显了二者在主动性上、在道义上的巨大差异。

    社会保守性让日本社会缺乏批判精神

    李乐曾：曾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基民盟议员本达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动审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这其中宗教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庚欣：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东方国家对“原罪”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东方国家的“耻辱文化”更有“成王败寇”的意味，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另外，也应看到，德国一战失败后，也曾有过因历史悲情等被法西斯利用、重蹈战争覆辙的教训。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能正是第二次失败，才真正唤醒了德国人反省自我的批判精神。

    李乐曾：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人的自我发现产生了重大影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生命的可贵，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战后，通过对屠杀无辜生命的战争罪行的揭露，德国人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开始复苏。德国人勇于承担二战罪责，不仅仅是要求受难者予以宽恕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们对人性回归和重建的一种理性追求。与德国不同，日本具有以神道、大和魂和天皇崇拜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对二战罪责做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

    可以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国民对反省二战历史采取了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这一状况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在取得“经济奇迹”之后，德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国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明显增强。从60年代末开始，国民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战后出生的一代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年轻人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的特征，而冲突的一个焦点正是二战历史问题。年轻一代对他们的上一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二战历史的消极态度深表不满，冲突不断扩展，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积极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战后一代人把加深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政治上承担德国的战争罪责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可以说，德国的战后一代通过代际冲突完成了历史意识的自我定位，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反省意识的历史价值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60年代末随着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历史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产生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而在日本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加上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因素，在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文化没有出现相应的积极变化。

    庚欣：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在冷战时期美国发动了一场场战争，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对于战争这一问题的价值判断。对照德国，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战后一代的确缺少了应有的一课，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除了外部因素外，这也与日本人的性格相关。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许多矛盾体的结合。例如团队性与排他性，如同一个大家族同乘一条大船远航，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对内“和为贵、忍为高”，对外则是完全不同的标准。这种多面性格使许多日本人对于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作为认知甚少，因为这些老军人无论在战前或战后，给日本国人的印象是正常、温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鬼子”。现在有不少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长辈们，会有二战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日本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几乎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特例。从明治维新开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的。其后的发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战后，日本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国的冷战体制偏安取利，男女、等级、内外等许多旧有差别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造，有些方面还不如发展中国家。像厚生大臣歧视妇女发言之类的事并不稀奇。而60年的稳定发展更为日本社会的保守性提供了温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这种保守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成为日本式发展的一种“代价”。而这也是如“慰安妇”之类问题在日本难以取得批判性共识的重要原因。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塑造了日德不同的历史观，最近被利用的“悲情意识”进一步阻碍了自我反省的进程，这都使得日本的观念改造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金嬴：我认为，今天我们进行日德比较还应注重那些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从中寻找出可借鉴性。李先生提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司法界的行动，就具有扭转局势的意义。自2005年起，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右翼报纸《读卖新闻》开始转变立场，明确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应该说，日本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对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又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我认为这些事件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我们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新变化。

 政府要起到关键作用

    金嬴：目前国际舆论之所以在战争历史观上对日德两国评价迥异，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的对比。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消极的，这与自民党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因为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它的很多元老都与侵略战争有很深的渊源。现在代表日本政府战争观的最积极的发言是发表于1995年的村山讲话，针对慰安妇问题的亚洲女性基金也成立于1995年。村山首相是日本左翼社会党主席，他做出承认日本过去“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发言后，自民党内部出现了猛烈的反弹，这股力量的影响至今还在。这一点与德国不同，德国不管民间有怎样的逆流，也无论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执政，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的。今天，日本政府虽然也表示继承村山讲话的精神，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断有高官发出相反的声音，例如此次的慰安妇问题风波。

    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木桶定律”，即一只木桶盛水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一定律也可以类比于历史观问题。战后日本社会不乏深刻反省和真诚谢罪的民间力量，但正因为政府或执政党的那块“木板”不长，日本的历史“涵养”总显得不多，国家形象也差强人意。

    李乐曾：尽管本达说他“屈服于个人信仰的压力”，实际上从本达的言论中还表露出他维护国家声誉的动机，与纳粹体制及其罪行划不清界限的政府是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信任的，这将最终损害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德国政治家的远见，是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高明之处。

    庚欣：一些生于战后的日本政治家，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正确而足够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当年德国人的反思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今天的日本很难完完全全地补上那样的一课。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今后不得不与这样一代人打交道。

    金嬴：日本解决历史问题出路何在，目前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张明晰的路线图，因为变量太多，比如，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昔日受害国之间的联动等等。但从趋势上，历史问题在未来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冷战时期，历史问题可以“冷冻”，但今天行不通了。冷战结束、东亚政治格局变化、受害国人民人权意识的增强、信息化社会的信息畅通，所有这些因素都要使原来被“冷冻”的问题“解冻”，使原来沉默的人不再沉默，包括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要促进日本与东亚和解，这一点与二战后的欧洲形势有相似之处。

    当今日本的战略派政治家已经深刻认识到东亚地区一体化及邻国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上，在对方法对策的考虑上，他们恐怕还没有形成像当年德国那样的战略性思维，还没有看清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早做比晚做、主动做比被动做更有效的道理。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年中日关系虽因历史问题一度陷入僵局，但中国政府发展中日关系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对日本的要求也是属于“维护底线”型的。自去年10月中日关系转暖后，中国的态度更加明确，就是要面向未来，重在建设。因此，对日本来说，不能因为日德间的某些不可比性，忽视其中的可借鉴性。而对中国来说，不要因日本少数的偏激言辞和一时的僵硬做法，失去宽容与自信。

《环球时报》 ( 2007-03-27 第11版 )

必须理性看待2007年中国工资增幅将列世界第一，理性对待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在为这个现象高兴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好，需要处理到位。

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H ay G 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

这几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在百姓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已经取得效果，受到广大民众好评。特别是在农民工待遇以及普通职工工资过低等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精力。据有关媒体报道，去年中国工资增幅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工、普通职工工资有所增加。在政府继续加大解决民生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大形势下，可以预测中国工资上涨幅度继续增大将是一个趋势。因此，H ay G roup最新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中国工资增长是在长期低水平上的增长，是在绝对工资额相当低下的基础上的增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全面工资改革后，一般职工工资大部分都有所增加，然而，仍然有一部分职工工资增长缓慢或者相对停留在当时的水平。而同时，工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官员与一般公务员之间，企业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收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中西部城市职工工资平均在2000元以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可能稍高一点。就是这个工资水平，也是被官员、企业管理层高薪拉高的，在平均工资以下部分的一般职工占很大比例。再者，与美国、东欧国家在工资上基本没有可比性，比工资增长幅度更是没有意义。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是美国平均工资的十几分之一，甚至更高。如何在一个工资基数异常小和一个工资基数非常大之间比较增长幅度呢？因此，可以说，中国工资增长幅度快一点不值得炫耀，不值得大书特书。这个稍高一点的增长幅度是在一个基数很小情况下的增长幅度，实际上工资绝对增长额度并不多，也是一个恢复性增长，还账性质的增长。

在中国推进工资快速增长时，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和处理好。要根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中、提低、限高”的要求，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起码要通过政府调节，使一般员工的工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官员、企业管理层人员。

总之，必须理性看待2007年中国工资增幅将列世界第一，理性对待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在为这个现象高兴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好，需要处理到位。